文化中国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
李勇刚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贯穿其中的大一统传统是文明赓续、民族凝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九州共贯”的说法源自《汉书·王吉传》，强调整个中国疆域内部都要遵循统一的纲纪法度、秉持共同的文化认同，形成上下一体、内外同轨的治理格局，实现政治、文化与疆域等方面的统一。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多元一体”一词，最早由社会学家费孝通正式提出，后来得到广泛运用。它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又强调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性和统一性。以“九州共贯、多元一体”为基本特征的大一统传统，在数千年历史演进中不断深化拓展，拥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萌芽开始出现。《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划分九州，为“共贯”提供了初步的地理空间想象。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
秦汉时期，初步确立了大一统的制度体系和文化基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解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等举措：以小篆为标准字体，打破地域文字壁垒；通过统一车轮间距实现道路通行的标准化，修建驰道、直道连通全国；统一度量衡，保障经济交流便捷有序；推行郡县制，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垂直管理体系。这些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肌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其制度遗产影响深远。汉朝一方面承袭秦朝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吸取其国祚短促之教训，探索长治久安之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为“九州共贯”的长期持续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
隋唐时期，建立了空前繁盛的大一统王朝，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文明气象更加博大。魏晋南北朝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此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和文化大交融，又为隋唐空前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将中央权力划分为决策、审议、执行三个层次，形成相对合理的权力结构；推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打破士族门阀的长期垄断，为不同地域、阶层的精英参与国家治理开辟了相对公平的渠道。面对各个族群，唐太宗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开明政策让突厥、吐蕃、回纥等族人民心悦诚服，唐太宗则被各族共尊为“天可汗”。此外，隋朝开凿大运河，北起涿郡、南至余杭，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不仅成为南北经济大动脉，更构建了漕运贯通、文化交融的统一网络，促进和支持了历史上多次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宋辽金时期的中华大地上存在诸多并立政权，在共同的“中国”认同中推动边疆和中原的一体化进程。元朝结束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形成“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大一统格局。为管理辽阔疆域，元朝创立行省制度，其行政区划打破“山川形便”的旧制，采用“犬牙交错”的原则，消解地方割据的地理基础。继起的明朝延续对东北、西藏、云南等地的行政管辖，并通过朝贡等制度与蒙古诸部、亦力把里等地方政权保持密切联系。清朝兴起后，通过削平三藩、统一台湾、戡定西北，以及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实现“长城内外皆一家”，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疆域版图格局。为处理边疆地区事务，清朝设置理藩院，遵循“因俗而治”的原则制定诸多治理边疆族群的专门法规，妥善处理各个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代以后，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固有秩序濒临崩溃，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不断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先后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积极推进解决台湾问题，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同时，全面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提出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二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大一统被视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不仅成为古代中国长期维持统一和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整体延续和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一统传统是中华文明绵延5000余年未曾中断的重要基础。“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大一统”最早出自《春秋公羊传》开篇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儒何休注解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统”既代表时间意义上的开端，又意味着空间意义上的总揽。而通过层层递进的诠释，“大一统”的最终依据被归结为“元”。“元”并非单纯指“第一”，而是存在和价值的开端、统摄万物的本体。既然万事万物都有共通的本原，那么世间秩序的本质就应当是“统一”而非“分裂”。正是“元”赋予“大一统”以超越具体王朝更迭的形上依据。回望历史，尽管一些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大一统传统以国家统一、文化同源为核心，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与身份认同，有效抵御了分裂动荡，维系了疆域与文明的整体延续，让中华文明在朝代更迭与外部冲击中始终不曾中断，保持着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旺盛生命力。
大一统传统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孔子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老子认为“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韩非子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都强调“一统”的重要性。在经济方面，历代通过修筑驰道、开通运河、建立驿站系统，促进全国范围的物资流动和商贸往来；统一货币、度量衡等措施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使各地经济日益结成一个有机整体。政治方面，历代中央政府都注重权力、法令和制度的集中统一，以此有效调配资源、组织大型公共工程、抵御外侮，保障广阔疆域内的基本秩序与安全。思想文化方面，儒家被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成为评判政治活动与社会行为正当性的价值标准，为不同地域的民众提供共享的价值体系。统一的汉字系统超越方言语音的差异，成为文化传承与社会整合的基本载体。社会方面，通过“编户齐民”把个体小农直接纳入国家户籍和赋役体系，为赋税、徭役、兵役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制度基础。族群关系方面，把边疆地区纳入大一统框架，各个族群通过迁徙、杂居、通婚、贸易等，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大一统传统塑造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以及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发展的精神支撑。
大一统传统体现了中华文明兼容差异、统合多元的特质。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论语》提出的“和而不同”主张和谐要以尊重差异为前提，《国语》记载的“和实生物”强调不同元素相互调和方能生成万物，《周易》则以阴阳互补共生的理念为“和合”提供了宇宙论根基。秉持和合思想，大一统体系承载、容纳了大量多元要素。自先秦诸子百家开始，中国就呈现多元思想并存的状态，汉代开始虽然推崇儒家，但并不排斥其他思想流派。佛教从印度传入后，与儒道两家经过长期碰撞调适，最终形成三教合流、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格局。在族群关系方面，对边疆地区“因俗而治”，在确保一统的前提下“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充分尊重各族风俗习惯和治理模式。大一统传统并非绝对排斥差异，而是体现为尊重差异性的同时，又通过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兼容差异性，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文化。
三
“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大一统传统在塑造国家认同、维护疆域稳定、促进民族交融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发展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有大量改革难题、发展课题、矛盾问题需要破解。要坚持“两个结合”，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注重从大一统传统中汲取统一、团结、包容、永续等思想精华，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团结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丰富思想养分、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核心利益之核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国家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国际国内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前提，应大力增进民族团结，支持民族地区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应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作为通向和平统一的重要途径，不断拓展两岸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两岸基层民众和青少年交流，使两岸同胞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搞“台独”分裂逆历史潮流，要坚决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024年1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56个民族欢聚一堂，共同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华美乐章。图为开幕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郭程/摄
大一统传统促进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应加强宣传教育，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贯穿于各类主题宣传、成就宣传和典型宣传中，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阐释，讲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脉络，讲清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内涵，加快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深化文化建设，着力打造一批能够鲜明彰显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文化精品，深入开展民族民俗文化展演等活动，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可感可知可及，潜移默化地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夯实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基础。
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文化教研部文化传承发展教研室主任
